形式主义与腐败的逻辑关联

李永忠　李秀娟

形式主义与苏联模式

从理论上说，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与形式主义是不相容的。那么形式主义产生的根源主要有什么?是什么因素成为了形式主义产生的温床?

我们可以通过剖析“苏联模式”来深入了解，“权力过分集中”的权力结构，是滋生形式主义的根源。“苏联模式”有两个根本因素，一是“权力过分集中”的“议行监合一”的权力结构，即决策权、执行权、监督权高度重叠，由此形成绝对权力；二是自上而下层层任免干部的“等级授职制”的选人用人体制，即“用等级授职制取代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精神的”(马克思语)，由此固化并强化已形成的绝对权力!而这种权力结构和用人体制是不支持长期执政的，这是苏共亡党、苏联解体、东欧剧变的重要原因!

从横向上来看，形式主义源于“权力过分集中”的权力结构。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权力过分集中于少数人、甚至一个人手中时，个人与组织的关系架构就会演变成“组织是主要领导个人的组织，个人成了主要领导的家丁”这种畸形的模式。“权力过分集中”，势必造成在一个地方和单位，没有任何组织和个人能对“议行监合一”的党委进行监督；在同一党委内，没有任何组织和个人能对“权力过分集中”的党委书记进行监督。失去监督的权力，必然会因权力的独占性、扩张性、排他性而形成绝对权力!而绝对的权力，必然绝对地倾向于腐败!党委内各成员在形式上必然以“一把手”的喜怒为风向，在内容上势必以“一把手”的好恶为准绳，久而久之党的利益、群众利益必然被置于脑后，形式主义必定滋生蔓延。

从纵向上来看，形式主义源于“等级授职制”的用人体制。权力来自哪里，掌权者自然向哪里负责。这既是职业选择，更是生存法则。权力必须来自权利，权力才能真正代表权利；权利必须制衡权力，权力才能真正服从权利；权力必须回归权利，权力才会真正属于权利。142年前马克思在《法兰西内战》一书中就明确指出，“用等级授职制来取代普选制，是根本违背公社精神的”。当我们不少领导干部的选举，越来越追求高票甚至全票当选时，腐败分子韩桂芝创造的选举方式便迅速走红全国——全部同意的不画票!凡是要笔画票的，就是反对者或者弃权者!“选举要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识”这一宪法原则及精神，在不少地方和部门遭遇重创!于是，在这种选人用人的导向下，向人民负责和向党负责的一致性被割裂了，眼睛向上的，因大搞形式主义很容易升迁。在一些地方和单位，群众戏称：领导喜欢的，迅速提拔到领导身边；群众拥护的，永远留在了群众中间。“苏东事件”看似偶然，其实不然，偶然中更多地注定了失去监督的绝对权力，将导致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、享乐主义、奢靡之风走向绝对腐败的内在必然。

形式主义与腐败

解决形式主义，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一个难题。形式主义与腐败的关系既有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，同时形式主义对腐败还有推动和催化作用。

形式主义直接导致腐败。其表现形式大致分为以下三类：假公济私，通过大作表面文章，形象工程，来中饱私囊；弄虚作假，通过政绩工程，欺上瞒下，捞取政治资本来损公肥私；吃里爬外，以引进外资、技术为名，进行受贿、洗钱并出卖国家利益。

形式主义间接引起腐败。一些地方政绩的好坏，往往只是通过表面的粗略检查来进行判定。而非通过下基层调研、亲身体会、群众反映、科学测定来评定。结果，一些地方党委政府，在工业化的口号下，以巨大的“剪刀差”重创了农业；在现代化的口号下，以“利差、息差、汇差”重创了农村；如果不加以警觉，任听“有形之手”介入微观经济活动，那么一些官员将会在“城镇化”的口号下，以巨额的“地差”，最终重创弱势群体农民!在这每一次的重创中，形式主义之风都为之大涨。以致一些官员在大搞形式主义的时候，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：形象工程是形式主义中的“硬通货”，政治秀是形式主义中的“软实力”。但凡形式主义盛行的地方，规章制度形同虚设，人心涣散，人人存投机取巧之心，无实事求是、服务群众之意。在这种形式主义泛滥的大环境下，不少人就会由思念腐败、羡慕腐败发展为搞腐败，即使清廉的人，也只能做到同流而不合污!

形式主义使腐败更加隐秘化。随着打击腐败力度的加大，许多贪腐官员相继落马，但也刺激了腐败的“潜水化”，更加隐秘化，他们开始为腐败寻找各种外衣，进行装饰打扮。形式主义的表现形式纷繁复杂，既加大了国家治理腐败问题的难度，同时也加大了群众监督检举的难度。

首先，形式主义中有腐败现象，而腐败现象会以形式主义借尸还魂；其次，形式主义从直接和间接方面都能引起腐败的产生，形式主义就是腐败产生的一个温床；最后，形式主义使腐败更加隐秘化，形式主义推动和催化腐败的滋生蔓延。

如果以运动反腐、权力反腐的方式，去反形式主义，由于不能对症下药，导致在反腐工作中既找不到根源(权力过分集中)，更无法从改革制度、特别是从改革权力结构的角度去解决形式主义，结果陷入以形式主义反形式主义的窠臼。因此，反对和克服形式主义，是深入反腐败的一项重要任务。

反对和克服形式主义，必须改革思路。首先，必须坚决摒弃“苏联模式”的影响，既要对“议行监合一”的权力结构进行坚决改革，又要对自上而下的选人用人体制进行坚决改革；其次，反对和克服形式主义，不能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。第三，反对和克服形式主义，必须突出重点。不能领导生病，群众吃药。最后，反对和克服形式主义，必须重视制度，不能以风纠风，风去风存。

当前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，就是新形势下的整风，就是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具体行动。战争年代、群众运动时期，反形式主义一抓就灵，主要不是教育管用，而是作为载体的战争、运动管用!当前反形式主义之难，不是难在教育上，而是难在载体上——以权力反形式主义，而非以制度反形式主义!

在反对形式主义等四风中，必须依靠制度的力量，坚持求真务实的思想、以民为本的思想、从严要求的思想、权由民赋的思想、遵从法治的思想。还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得好，“制度问题不解决，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”!

八项规定是反形式主义的徙木立信，从自己做起、从现在改起是反形式主义的关键环节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，是反形式主义的重要举措，从反形式主义人手，解决“四风”是增强公信力的重要标志!(作者分别系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和吉利大学法学院院长)

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思想借鉴

王庭坚

2013年4月19日，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：“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，实现‘两个一百年’奋斗目标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，必须坚持党要管党、从严治党，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，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、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，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。”

纵观中国古代的廉政文化，它对历代执政者的操守要求与为政规则可归纳为五个方面：即重民生而知根本、畏法度而能自律、明廉耻而守气节、崇节俭而重情操，知恩惠而思报国。除却其愚忠、功用的色彩外，放之当代仍有引人深省之处，值得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在为官做人、干事创业中予以借鉴。下面简述六个方面：

一、应倡导谦谦君子之清风

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，君子一词最早在《易经》中出现。后又被儒家学派不断演绎和完善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追求为人、从政之道的核心境界。作为最高统治者，应当“慎之于选任之日，奖之以君子之道”；作为各级官吏，应当“谦谦君子，卑以自牧也”。古人推崇君子之风，道德精神的完善、自我修养的臻美总是放在首位。这种对君子之风的刻意追寻，上不同于君王，下不同于百姓，外不同于清流，内不同于庸贪，为古代官僚阶层制造了独特的集体共识和文化内存。

1、君子之风在于义。如《论语》所讲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”，《墨子》所倡“贫则见廉，富则见义”，将义与利的取舍上升到人格的终极高度，注重“名节重泰山，利欲轻鸿毛”，从而使好官、清官的出现具备了共同的道德规范与价值方向。三国的关羽被后人尊称为“义帝”，实际上是人们将为臣之忠义，为官之公义，为友之道义，为人之大义集于关羽一身，完成了古代“义德”的完美塑造。

2、君子之风在于诚。对外，所谓“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”，宣扬以“大德灭小怨，道也”的坦荡磊落。而在自我修养上，要“修辞立诚”，告诫人们要以诚实为立身之本。如孔子所言“信则人任焉”，孟子所言“思诚者，人之道也”，墨子所言“言不信者行不果”，老子所言“轻诺必寡信，多易必多难”。

3、君子之风在于善。所谓“君子怀德，小人怀土”，官吏应当讲求培养善心善意，善义善德。如南宋赵鼎所言“吏不善，政虽善不行”，南宋胡宏所言“君子之游世也以德，故不患乎无位”。

4、君子之风在于洁。所谓“其行水也。美哉水乎清清，其浊无雩途，其清无不洒除，是以长久也”，讲求仁者无敌，自生廉洁，涵养清廉。

二、应倡导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

“穷”这个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一方面说的是物质匮乏，另一方面说的是地位低微。而作为从政者，应当始终经受住这两方面的考验，保持志趣的高远、志向的远大，而不至于坠人追求财富、攀附权势的深渊。所谓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，首要的是“耐得住”。为官者要能耐得住家徒四壁、人微言卑，做到“凡事一俭，则谋生易足”。要有“任他水尽山穷处，牢抱冰心耐风寒”的气节。明代有个“菜知县”胡寿安，种蔬菜以供日用，睡的是纸帐子，有《题纸帐》一诗激励自己：“紫丝步障最奢华，卧雪眠云自一家。雪又不寒云又暖，扶持清梦到梅花”。亦正如王尔烈回答嘉庆皇帝的：“几亩薄田，一望春风一望雨；数间草房，半仓农器半仓书”。二要“守得住”。为官要能“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”，要能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，做到宁静自持，善始善终，如明代刘应麒告老返乡时所表白的：“来时行李去时装，午夜青天一炷香。描得海图留幕府，不将山水带还乡”。三要“顶得住”地位、待遇的变化。“见富贵而生谄容者，最可耻；遇贫穷而作骄态者，贱莫甚”，正如管仲所说：“道德当身，故不以物惑”，要在“欲炽则身亡”、“多藏必厚亡”中惊醒。任何时候都应“安贫乐道”，宁可清贫，不愿浊富，所谓不为身所累，且从心所安。

三、应倡导知耻责己之清白

“清心为治本，直道是身谋。秀干终成栋，精钢不作钩。仓充鼠雀喜，草尽兔狐愁。史册有遗训，毋贻来者羞”。这是包拯以廉政明志的一首诗。包拯是中国古代清官的典型代表，此诗表达了他对清白做官的执着追求，首要的就是要知耻，即以不廉为耻；要责己，即对自己在为政廉洁上要达到近乎苛刻的地步。知耻责己，为的无非是清白二字，为的是做官的底线和起点。顾炎武在《日知录·廉耻》中讲过：“盖不廉则无所不取，不耻则无所不为。人而如此，则祸败乱亡，亦无所不至。”因此，知耻，还是安身立命的保证。古代信奉廉耻观的官吏，他们总能守身如玉地砥砺品行，换得一身坦然，也赢得时时超然，从而登及“磊磊落落，如日月皎然”的人格高地。

四、应倡导忠诚爱民之清正

从道德领域而言，忠，实际上是一种责任意识，包括家庭责任、社会责任、政治责任等。忠诚是古代官吏必须奉行的最高政治标准。他们在恪守对一姓之天下忠诚的同时，也将忠诚的品质泛化到对民族、对事业甚至对家庭的忠诚上来。这种忠诚在“食君禄”的阶级社会里是一种难能可贵的“吏德”。所谓“大忠无言，可以充盈天地；大德无形，可以侵润万物”，“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气之辩，以游无穷”，这种忠诚的后面包含着正气与大气，有一种心忧天下的深厚情感与公道气派。尤其是这种对国家、对民族、对事业的忠诚要求，还必须通过“爱民”的举措，内化在“重民生”的途径上，从而实现了他们“忠诚爱民”的统一。即所谓立君为民、政在养民、以政裕民。也即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，历代贤良耿忠的官吏总致力于在厚生利民、宽政惠民、济世为民上有所功绩，以实现忠诚爱民的清正追求。他们还能认识到“一钱也是里民脂”、“取则伤廉”的朴素道理。很多清官一方面能努力为民办实事，一方面还能在分内减轻对百姓的压榨和取用，呼吁最高统治者体察民众疾苦。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缓和了社会的矛盾与对立，间接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。

五、应倡导人际交往之清雅

中国历来有重礼义、讲情义的传统。但在“吏德”的视野内，赋予政治操守的礼与义更多的应该是知是非、明善恶的外在表现与行为规范。所谓“义以与交，廉以与处”，因此，君子之交淡如水，官吏之间人际交往应看重的是志同道合、心气相通，而并非来往之勤密，礼数之浓腻。所谓人际交往的清雅，清即指清白，不欺暗室，不结私党；雅即指淡雅，礼奢宁俭，文质彬彬。如西汉扬雄在《法言·修身》所云，“上交不谄，下交不骄，则可以有为矣”。北宋林逋《省心录》所云，“处内以睦，处外以义，检身以正，交际以诚”。《史记》所记载的申屠嘉，“为人廉直，门不受私谒”，《宋史》说到的杜范，“同心为国，岂容以私而害公”，堪为这方面要求的典范。

六、应倡导勤政廉政之清苦

“勤者，政之所要；廉者，政之本也”，廉与勤，是历朝历代的为官之本，莅官之要。“不勤无以成事，不廉无以立身”，首先，廉政与勤政是相辅相成的关系。廉政可以立身，勤政可以安民；不廉政容易坏事，不勤政则无以成事。勤政是实现廉政的最可靠基础，廉政又是通向勤政最重要的保证。“功在勤政，威在律己”。其次，廉政突出的是操守，勤政突出的是担当。勤廉双为，才能很好地实现政绩和自身价值的统一；更重要的是，勤政廉政与坚守清苦又是紧密相连的：犹如清代唐甄说的：“有为吏而廉者，出无舆，食无肉，衣无裘。”这种清苦还来自于对物力的珍惜，“一粥一饭，当思来之不易；半丝半缕，恒念物力维艰”。这种清苦亦来自于对节俭的推崇，如司马光所言：“人之常情，由俭人奢易，由奢人俭难”，唯有守住这份清苦，勤政廉政才有了最基本的道德操守。（作者系中纪委法规室干部）